支持者认为，陪审团代表民意，是理性判断的象征，是源自普通民众的真理。

从追求实体正义的角度来看，陪审员为澄清心中疑问向证人发问毫无错处，与对抗式诉讼理念并不相悖，但为了保证法庭审理的效率，避免陪审员随意提出一些与诉讼不相关的问题干扰诉讼的进行，由职业法官对其提出的问题进行过滤则十分必要。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针对谋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的犯罪，为刑事被告人提供陪审团参加审理案件的权利。

俄罗斯司法改革的推行者以重建陪审团制度为契机，引入英美对抗式诉讼，让法庭审理模式的构建向英美国家靠拢，最终实现同西方国家政治法律体系的接轨。在英国，法官有权终止指控薄弱的案件并指导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这一权力的行使曾多次引起了关于陪审团与法官作用界限的争论，在1981年的一个著名判例中，上诉法院对法官过于频繁地越权行使陪审团的职能表示了忧虑，指出法官的这种权力职能限定在"那些控诉证据从最好的效果看仍是过于薄弱，以至于在适当地指导下也不能就此定罪的案件中。任何制度的产生、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实践不断加以修正的过程。" 通过研习法条，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陪审团所做的有罪判决对审判长的强制力要明显弱于无罪判决。一旦刑事被告人选择由陪审团对其案件进行审理，陪审法庭就应开展庭前听证。

其一，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必须为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列举的罪名。不掌握诉讼程序应用的语言。也可以说，正是基于仅具备实质正确性的规范在解决社会合作等问题方面的缺陷，才促生了法的安定性原则的效力。

位于这个公式中心的是法官，判断制定法的不法并偏离之主要是法官的义务。因此，两个公式划出了两条界线：在第一条界线（否认公式）之外，被拷问的制定法既不被认为是法，当然也没有效力。而将后者称为怀疑主义的，因为它接受规范领域存在高低的标准，只是对此不能主张确定的办法来认定。进而，由于主观意图的难以证明性，所以不能容忍公式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关注的核心。

[32]而法的效力所指向的正确性是个二阶正确性问题，它既要求考虑法的安定性原则也要考虑正义原则。因此，在他的早期观念中，正义就是平等，而法的平等就要求法条具有一般性。

在1947年的《法哲学入门》中，拉德布鲁赫又指出，法的安定性（可界定为国家意志表述的可预见性）对法提出了四个方面要求：（1）法的实在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要么认为，在不能容忍的不正义的情形中，立法者的主观目的与不正义的客观结果是重合的。认识得以发生的关键不在于对象，而在于主体。第二个理念即合目的性指的并非达成既定目标之行为方式的优选问题，而是（规范意义上的）这一目的或目的理念本身。

拉德布鲁赫式的法概念，正是要求观察者运用法价值对于特定的对象进行描述和观察。要满足这种要求，制定法就要具备一般性，即法条对于所有在同一特定之观点下被视为平等之事物的可适用性。法的安定性与正义可以相互比较，谁轻谁重是个程度问题，这说明这两个理念具有分量的面向，而具有分量面向的东西在规范层面上就是原则。但是社会转型时期例如1945年前后的德国社会，面对垮台了的集权统治的制度遗产则首先会发生效力的拷问。

相反，非独立于效力的法概念则包含着效力概念。此时法官所从事的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常规推理活动了，他们所进行的毋宁是一种超越既定制定法框架的法律推理或论证活动。

并且，学者们的兴趣相对比较集中，最为关注的的问题有二个，一是公式是否代表拉氏的自然法转向，[6]二是公式的司法运用及其限度。而拉氏证明人权获得广泛认同的依据是几个世纪的努力和它们进人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之中。

[20]这其实涉及的是三种认识或观察法的方式：法律科学以涉及价值的方式来观察法，它将法视为一种文化事实。后者采纳参与者的视角，是体现伦理学相对主义的规范性理论。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拉德布鲁赫公式提出的背景或者说社会生成原因，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个是因果命题，即认为法实证主义理论在纳粹篡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有学者将前者称为虚无主义的，因为它认为规范性命题没有意义，既非真也非假。相反，许多学者认为否认公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主观性，因为它指向的是立法者的目的或意图（根本不被追求、有意否认）。这种效力是立法行为（权力行为）带来的，而证立它的那种价值就是法的安定性。

差别在于认识所要借助的概念工具及其造成的结果。这一般被称为不能容忍公式（Unertraglichkeitsformel）。

这是从法律科学的角度运用正义这一价值或者说认识法的先验概念对纳粹主义法进行鉴定之后的结论。[17]因为涉及价值的观察者视角既要使得观察者以价值的观念去理解法律现象，保持反思性批判的态度，也要保障与之相关的法律理论的描述性特征。

因此，我们只能把法、也包括制定法，定义为……这句短语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本体论上的概念，而是揭示出了一种定义法的方式方法。在拉氏看来，法律科学的任务在于恰当描述其对象——被称为法的那部分现实，而不是用某个叫做法的制度来解决实践问题。

狭义上的拉德布鲁赫公式指的就是不能容忍公式。因为该说认为否认公式只涉及平等原则，而不能容忍公式只涉及人权原则，两者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形。在随后的句子中，他强调在制定法的不法与虽然内容不正确但仍属有效的制定法这两种情形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他看来，人权之所以被承认并成为正义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历史（至少是西方文化历史）的成就。

有时我们可以毫不矛盾地说这是一个法律规范，但它并非有效。只要从客观的法律科学的视角出发，发现无法从正义或道德的价值来定义某个制定法，或者说如果某个制定法在外在方面能被证明显现出了否定正义的情形，这部制定法就不能被认为是法，此时无需对立法者的主观状态（追求、有意）进行认定。

分析得出的结论有二：其一，拉德布鲁赫公式的二个部分，即否认公式与不能容忍公式的性质不同。然而，真的如此么？ 这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法概念论和法效力论之间关系的理解。

它相信自己已经借此证明了制定法的效力，即后者拥有自我贯彻实施的权力。至于西方文化之外的情形，则超出了讨论范围。

这意味着将法的制定、法的适用与执行的制度性脉络都包含进法是什么的概念界定之中。就此而言，说拉氏的法概念是规范性的至少是可疑的。作为法概念之要素的法的安定性与作为法效力依据的法的安定性重合，就意味着它提出了一种效力上的主张。此时法官需要以法的安定性与平等原则为一方，以人权为另一方进行权衡。

理解拉德布鲁赫公式的关键在于把握拉氏的法理念学说，即正义、合目的性和法的安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如此，在司法适用时否认公式却可能构成不能容忍公式的必要条件。

效力问题的核心在于某个规范或某部制定法之所以会对我们产生义务的来源或者说原因。阿列克西曾将法概念分为独立于效力的法概念与非独立于效力的法概念。

拉德布鲁赫将实然的效力视为效力的条件，而将应然的效力视为效力的依据。这种区分来源于研究视角的不同。